关税是高管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一直如此。了解各种关税情景有助于领导者们在未来几年抓住机会。
展望2025年，许多高管都认为关税上涨的可能性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然而，尽管人们普遍对此表示担忧，但很少有领导者制定出稳健的计划来了解关税的二阶和三阶影响，并引导企业应对可能出现的情景。那些了解关税及其可能影响的领导者将更好地驾驭2025年及以后的不确定性。在本文中，我们将简要回顾关税的历史、近期的一些案例、政府征收关税的原因，以及企业可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抓住潜在机会。
关税简史
当然，关税并非新鲜事物。在罗马帝国的某个历史时期，对进口外国商品的征税税率是国内贸易的25倍。当前全球贸易的现状源于20世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国会提高了近900项关税，引发了其他国家以更多关税形式进行的报复。结果，全球贸易在五年内缩减了三分之二。1947年，为改善二战后的经济前景，23个国家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该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到了21世纪，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时，全球扩大自由贸易的共识开始消退。这一趋势在2011年WTO的多哈回合谈判中达到高潮，当时各国经过多年谈判，未能就降低农业和纺织品补贴达成协议。
2016年至202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相互对数千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了关税。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宣布，他的新政府将从2025年开始在广泛议题的谈判中利用关税。如今，平均关税税率相对较低，为2.5%，而1993年为3.6%。
近期主要有哪两种关税?
近期，主要经济体对特定行业或特定国家的商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以推进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作为基准，进口商品在征收任何行业或国家特定关税之前，通常需缴纳一般关税(即在进口时缴纳的百分比或税款)。虽然本文的重点是企业领导者如何应对这些更高关税税率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公司也可以探索策略来最小化或推迟缴税，例如利用退税、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等。
行业特定关税
行业特定关税是对特定类型进口商品征收的税，这些关税会因各种原因而频繁调整。2018年，美国的一项行业特定关税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征收了25%的关税。同年晚些时候，美国永久将澳大利亚排除在钢铁关税之外，并对巴西、韩国和阿根廷的钢铁进口实施了配额制度(即只允许低于配额的进口)。2018年，土耳其钢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50%，但2019年又降至25%。同样在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钢铁关税被取消。2021年和2022年，在拜登政府领导下，包括欧盟、日本和英国在内的主要盟友的进口低于配额门槛的商品也被排除在关税之外。
国家特定关税
一些关税是政府调查特定国家的不公平或歧视性贸易行为(如知识产权盗窃、技术强制转让或网络攻击)后征收的。许多经济体都使用这类关税。例如，2018年，美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关税，2019年又增加了1120亿美元(尽管当年也暂停了约1600亿美元的其他关税)。另一个近期的例子是，2018年，欧盟回应美国对钢铁进口征收的关税，对超过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包括钢铁、铝、波本威士忌、摩托车和牛仔裤)征收了最高达25%的关税。
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
从历史上看，如我们所见，征收关税有几个原因。虽然未来国家可能出于其他原因部署关税，但以下先例可为领导者制定计划时提供指导：
- 平衡贸易并减少贸易逆差。2016年至2020年间，特朗普政府强调“持续贸易逆差”是其贸易议程的主要影响因素。2023年，美国最大的五个贸易逆差国(按逆差规模排序)分别是中国、墨西哥、越南、德国和加拿大。电子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是这些国家的主要进口商品。
- 在与贸易无关的谈判中获得筹码。国家有时会在移民和国防开支等其他事项的谈判中宣布关税，但最终并未实施。例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欧盟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但从未实施，同时向欧洲北约成员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第二年，即2019年，特朗普政府在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的谈判中宣布对墨西哥征收关税，一旦达成协议便无限期暂停了关税。最后，2021年，特朗普政府在宣布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豁免于2021年2月被拜登政府废除，尚未生效)铝进口免征关税时，提到了“重要的安全关系”。同样在2021年，拜登政府为表彰“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共同的经济和环境目标，取消了对欧盟钢铁和铝进口的关税。
- 保护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且/或易受低成本外国竞争影响的美国行业。过去，政府曾对国防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如钢铁生产)实施限制，因为人为低价的进口可能威胁到国内产业。海外低成本生产可能导致进口商品更便宜，从而降低国内生产商的竞争力(甚至可能将他们挤出市场)。事实上，有关钢铁和煤炭贸易的谈判促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这是欧盟的前身。
- 创造或保护就业机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可以减少美国生产商的竞争，增加对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向美国进口的外国公司也可能选择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例如，2018年美国对洗衣机征收的关税促使一家美国制造商因预期需求增加而增加了200个工作岗位;同样的关税还促使几家外国公司将更多生产转移到美国，创造了1600个额外的工作岗位。(不过，这里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经济学家们就经济影响和增加就业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了争论。)
世界主要经济体如何实施和应对关税?
在美国，总统可以实施关税。国会已通过多项法规授予了这一权力。首先，《1930年关税法》中很少使用的第338条允许在发现某国对美国采取歧视性贸易行动时，征收高达50%的关税。《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允许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而《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和第301条允许总统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做法作出回应。第232条关税需要美国商务部进行调查，第201条关税需要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调查，而第301条关税需要美国贸易代表进行调查。为了更快地实施关税，总统还可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尽管法律学者对使用IEEPA的可行性存在分歧，因为该法从未应用于贸易。此外，《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还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商品征收最高达15%的关税，持续150天。
其他大型经济体在应对关税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在中国，贸易政策的责任根据谈判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不过新的《关税法》明确了国务院下属关税委员会的权力。中国并未因西方的措施而回避关税，但也表现出了与美国谈判的意愿。例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和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同意增加美国出口，以换取降低对中国进口的关税。就欧盟而言，其代表27个成员国谈判贸易协议。各国随后通过合格多数投票表决批准，尽管在实践中，协议通常需要达成共识。
这些关税的影响各不相同，且很难从其他经济趋势中分离出来。一个可能与关税增加相关的趋势是，许多组织已转向关税更少或更低的新市场。2018年至2023年间，美国对中国电子产品的进口下降了17%，但从其他亚太国家的进口增加了20%。
领导者如何建立对关税变化的适应能力?
对于全球的企业领导者而言，地缘政治正在迅速变化。世界三大出口国——中国、德国和美国——的贸易政策短期前景均不明朗，这三个国家的出口总额达到7万亿美元。此外，近几十年来，随着清单的更新、修订和重新谈判，哪些商品受到关税影响发生了显著波动。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领导者通过制定战略性和基于风险的选项，而非默认采取被动反应，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公司应考虑实施时间线的不确定性，因为时间不仅可能受外交政策谈判的驱动，还可能受支撑关税的监管制度(和司法审查)机制的影响。美国最近对钢铁和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是在2017年4月和8月分别宣布的，之前进行了一年的调查。
接下来，首席执行官应寻求了解关税对其行业、供应链、客户和投资的影响。这些分析有助于发现创造价值的战略机会，如转变重点商业市场、资本配置、定价策略和生产基地。作为旨在创造价值的全面分析的一部分，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 评估供应链的综合脆弱性。这一分析应深入了解一、二、三级供应商可能面临的潜在关税和报复性关税风险。公司可以审查其制造过程中每一步的复杂性和地理位置——绘制商品的原产国和总到岸成本——以估算关税的潜在影响。情景规划可以涵盖对生产和交付的潜在影响，如关键投入品的中断、成本变化以及制造商能否吸收额外成本。除了供应链更新外，领导者最终还可以考虑调整产品结构。情景规划还可以包括潜在的报复性关税。
- 探索替代供应源。绘制供应链图谱并评估更换供应商的可行性和成本，有助于领导者就关税应对措施做出决策。一些潜在的新市场可能会提供激励措施来弥补转换成本，这将是成本分析中的重要因素。了解可用的补贴(例如印度的“印度制造”倡议)、投资激励措施的资格以及在其他国家经营的便利程度，可以帮助首席执行官判断新供应商是否适合其业务。
- 评估潜在需求变化。领导者可以分析关税将如何影响其各市场的消费者，以确定是否需要制定新战略。这一分析可以考虑市场准入的变化;预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需求变化;并评估运营费用上升的可能性。相关分析将涵盖供应商是否能够吸收部分关税以保持竞争力，以及重组后的供应路线可能导致成本上升多少。领导者还可以评估消费者需求的弹性，以帮助了解成本上升对市场的影响。
- 更新市场扫描。领导者可以审查其市场中所有主要参与者的供应商风险敞口，以更好地了解关税可能如何影响其竞争对手。如果领导者提前评估这些潜在的市场变化，他们就能更好地把握独特机遇，变得更强大。
- 验证战略转变。关税政策难以预测，且变化可能是暂时的。因此，为应对关税而做出的任何战略转变都应基于支持长期价值潜力并能应对贸易政策进一步变化的严格分析。
基于这一分析——并通过重新平衡投资组合、修订运营布局以及优化供应链、人才管理、技术和数据堆栈——领导者可以做好准备，抓住全球再平衡带来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