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城市，从2008年IBM首次提出“智慧星球”概念开始，至今已历经十余年时间。作为国内较早一批智慧城市项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常常被身边的朋友问到，“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智慧城市的智慧到底在哪?”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确切的说难以用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清楚。
一面是，业内人士基于各种新兴技术大谈特谈各式各样的智慧应用场景，甚至不惜空想、假设、创造需求，搞得一派火热与繁荣;另一面则是，普通民众对“智慧城市”的无感知、无体验，甚至不知所云。这就造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致使智慧城市在普罗大众面前表现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
智慧城市开始从冰冷的技术派，向温暖的人性派(初尝人间烟火气)转变，有两大明显趋势和现象：
第一，中国的智慧城市从早期的缺乏统一规划的分散建设，到逐步进行试点探索与统筹规划，再到当下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主旋律，正在趋于理性回归。其中“以人为本”的智慧应用建设，就是要以实际需求出发，打造可感知、可体验的各类智慧应用。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基本原则中提到，以人为本，即以“为民、便民、惠民”为导向。这从国家与行业标准层面规范和强调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
第二，随着全国各地大规模智慧城市建设浪潮的消退，越来越多的各级政府，和各大厂商，不再热衷于讲“智慧城市”的概念和故事，甚至刻意回避“智慧”这个关键词。取而代之的，则是“数字政府”、“数字中国”、“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等。从“智慧”到“数字”，算是一种“回退”，更是大浪淘沙之后的理性回归。这是因为，各级政府和厂商，历经项目实践与磨炼，清醒的认识到，任何信息化项目，数字化是第一步、是底层基础和逻辑，没有实现数字化，所谓的“智能”、“智慧”都是镜花水月和空中楼阁。换句话说，政府和厂商都不再盲目追风，反而更加务实、更讲求实效。
综上，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从“智慧”到“数字”的“回退”，都是近些年来智慧城市向有人间烟火气的实用性转变，不再高冷、不再遥远。
01 从以技术至上转向以人为本
早期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参与者，以IT(以IBM为代表)和ICT(通信技术企业)企业为主。所以，从智慧城市的诞生来看，新兴技术是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技术为主导是其必然的和与生俱来的特点。然而，一方面随着智慧城市逐步展开试点探索，全球各国也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统筹规划，发现单一的技术驱动，已无法突破智慧城市发展瓶颈，如数据孤岛与系统割裂现象就属于制度与规范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发现以技术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的实际需求渐行渐远，导致不少智慧城市项目建成后城市居民无感知、无体验。基于这样的前提，“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开始成为各级政府和主流厂商的统一认知。
以人为本不仅限于从“技术主义”向“人本主义”(关注市民对于智慧城市的感知和体验)转变，还包括智慧城市“智慧”的来源，即除了以技术为主实现的智慧，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全体市民，可称之为“群体智慧”。
关于群体智慧，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这样论述：
- “只有当城市是被所有人一起创造出来的时候，它才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些什么。”
另外，William D.Eggers，Jim Guszcza和 Michael Greene在《让城市更智慧·如何利用市民集体智慧作出最佳决策》中提到：
- “城市规划者不可能具备所有市民掌握的各种知识。利用居民偏好和本地性知识制定出的解决方案即使是最佳规划都无法比拟。同时，利用城市相关数据激发市民集体智慧时，他们还能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此前，对智慧城市的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基础设施，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能够更好地管理城市资产，如公共交通、污水系统、道路等。“智慧”一词通常是指通过传感技术与物联网连接的实物资产，其能生成具有价值的数据流：智慧停车计时器、智慧路灯、智慧用水等。无论是从字面还是更广泛的比喻意义来看，联网设备均有利于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创建更环保、更有效率的城市。
但事实上，智慧城市必须包含的东西远不止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真正智慧的城市能够充分利用技术激发市民的智慧。智慧城市中的市民并不比传统城市的更聪明，但却能推动城市规划者、市民个人以及团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另外，关于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体系，2020年国家领导人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实际上，这也是发挥“群体智慧”的一种方式，即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由此看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引入“群体智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更是智慧城市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的方式和表现。
02 从智慧转向数字的“回退”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各大厂商，都不再热衷于提及“智慧城市”的概念，部分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刻意回避“智慧”字眼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中国”等概念。事实上，从“数字”到“智慧”还有很长的距离和很大的鸿沟：从自然界的拟态化认知演进逻辑来看，即数据——>信息——>知识——>智慧(DIKW)，从智慧回退到数字，相当于回到了认知的初级阶段。
这样一种逆潮流趋势，是不是智慧城市出现“倒退”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恰恰是因为政府和主流厂商，在经历了全国各地“大跃进”式的规模化智慧城市建设后的理性回归。大家都统一认识到，智慧城市错综复杂的各种要素(时空信息)的数字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步。
而就这第一步，在大多数智慧城市项目中都没有迈好，导致后续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数据不完整、数据不可用、数据孤岛与割裂等各种老大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各级地方政府，还是各大主流厂商，都开始以数字化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性原则”，确保城市大数据有效的感知、收集、汇聚，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数字基础。
当下，“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主流。首先，从概念上来看，数字政府是在现有行政组织框架基础上，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对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模式、治理工具等进行创新，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深度变革，数字政府本质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其次，从智慧城市建设主体上来看，政府是核心角色，政务数据是核心资源，只有政府数字化基础和治理机制实现统一，才能向城市大脑、智慧城市、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去延伸和拓展。
再者，从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来看，即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是整个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石，是政府治理、产业发展和民生服务联接的枢纽，是政府资源配置的核心，支撑政府资源的泛在连接、灵活运用和高效配置。而数字政府的这些建设内容，同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所以不断兴起的数字政府建设，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回归初心的体现。
03 未来没有智慧城市
首先，2014年八部委联合发布的智慧城市定义：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其次，智慧城市的目的是让城市成为一个连续、高效、整合、开放的生态系统，营造流畅便捷的生活体验、高效的交通系统、有活力的商业环境、持久的产业发展动力，成为城市持续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故而，无论是从智慧城市定义，还是智慧城市目的来看，智慧城市都不是某种发展概念的终局，而是一个技术持续重塑城市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从个人生活、商业服务、公共管理等领域开始，向城市中的各个场景和应用领域渗透。可以预见的是“智慧”的理念将内化到未来城市发展的方方面，最终使“智慧城市”=“城市”。
所以，未来将没有“智慧城市”，只有大家习以为常的城市，新兴技术普及化、常态化和平民化应用，与采用某种机制引入的“群体智慧”，都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常规模式。不再以技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为引领，更加偏向于以“群体智慧”所产生的城市实际需求和以人为本的内在问题为导向。直到有一天，我们只关心城市本身，只关注这个城市的民众，而无关乎智慧。
04 疫情或灾难是检验智慧城市应用有效性的试金石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早已习惯了谈概念、谈设想，真正做到可落地、可实现、有价值的智慧城市并不多见。而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或事故(洪水、火灾、燃气爆炸等)，恰好成为智慧城市应用有效性的试金石。
有的智慧城市项目，被一场洪水打回原形，当初建设的“城市大脑”瞬间成为脑瘫;有的智慧城市项目，以数字政府的公共治理为基础，通过一网统管，制服来势汹汹的台风;有的智慧城市项目，以人为本，忙而不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通过精细化治理，打赢一场疫情防控保卫战。所以，经得起疫情、灾难或突发事件等考验的智慧城市才是真正沉淀下来有价值的。智慧城市既要光彩夺目，也要扛得住“大风大浪”，在大灾大难面前能够保护市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让普通市民感受到一个有烟火气的平安城市。
05 城市活力是评价智慧城市成功的唯一标准
中国智慧城市是在大规模城镇化浪潮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中诞生的。大规模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需要先进的技术和有效的手段来治理。但治理城市病和解决城市典型问题，并不意味着智慧城市的成功。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智慧城市，城市有活力才是评判其成功的唯一标准。智慧城市无非是通过技术和模式的探索，来推动智慧城市更富有活力，诸如，实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产业蓬勃发展、市民安居乐业，既有获得感，又有幸福感。
关于城市活力，北大俞孔坚教授于2020年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后写下这样的文字：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催生和促进大城市的不同地区中的人及其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而要实现城区功能的多样性，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必须有两种以上使用功能，小街区，不同年代的旧建筑的同时存在，足够的人口密度;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为居民的就地脱贫和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实现城市贫民区的脱贫，而不是靠阉割手术式的集中安置和大规模拆迁来解决，那样只能使拼命去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扩散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治标不治本;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珍惜和呵护已经形成的，基于功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避免某种强势功能排斥其它有共生关系的弱势功能，导致其向功能单一化趋势演化;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彰显反映城市功能的视觉秩序，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与功能不符或者有碍功能的城市化妆。”
因此，城市活力并不直接与智慧城市相关，其最大的价值就是助力城市治理者描绘清楚固有的“城市肌理”，以实现精细化治理，诱导产业蓬勃发展，让城市生活更加有活力。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走过了高速发展期，进入到平稳高质量发展期。历经一轮大浪淘沙的过程，行业领域已形成共识：智慧城市的“智慧”不再由单一的技术来定义，而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智慧城市不再阳春白雪，而是在理性回归的大趋势下“坠入凡尘”，并“染上了人间烟火气”：从技术至上转向以人为本，从高调的“智慧”向务实的“数字”回退。同时，未来智慧城市的“智慧”将内化和融入到城市中去，疫情和灾难成为智慧城市应用有效性的试金石，城市活力是评价智慧城市成功的唯一标准。智慧城市的这些变化和趋势，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智慧城市尝试“人间烟火”的基本规律，更是智慧城市发展目标的经验沉淀和理性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