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人肉搜索？——网络人肉搜索主体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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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从最初的不到1万人发展至现在的2.98亿人，普及率达22.6%，并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15年间，中国互联网凭借自身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不断的技术更新衍生出各种新鲜的传播方式和行为模式，人肉搜索便是在2001年就初露端倪的一种新型网络行为方式。从2006年起，人肉搜索发生频次迅速上升，影响力也迅速扩大，人肉搜索日益成为一种“症候式”的网络现象。2006年的“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2007年的“姜岩案”和“3377事件”，2008年的“藏独王千源事件”、“地震骂人女事件”，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等等都成为当时网络舆论的焦点事件，人肉搜索的影响也逐渐从线上扩展到线下，对事件当事人以及相关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网络人肉搜索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文献综述

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又被称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聚合行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他在1895年发表的著作《乌合之众》中对“群体心理”、“群体的意见和信念”、“群体的分类和特点”[2]等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后来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继承并发展了勒庞的研究成果。正式将集群行为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1921年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与E·W·伯吉斯合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中对集群行为做了详细分析，认为集群行为始于社会性互动，“集群行为是．．．．．．社会互动的结果[3]”。

目前社会学界较为一致的认为集群行为是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匿名的无组织人群，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影响下而突然爆发的社会互动[4]，具有自发性、偶然性、无组织性、情绪性、狂热性、失范性及短暂性等特征[5]。因为集群行为属于一种突发的集群互动，参与者很容易受到集体情绪和流言、谣言的影响，容易产生社会失范行为。基于对集群行为产生机制的分析角度不同，社会学领域对集群行为的后续研究可以划分为模仿理论、感染理论、紧急规范理论、匿名理论和斯梅尔塞的六要素理论等五个分支[6]，每个分支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集群行为的学术共同体。

由于集群行为是由许多人一起共同发生的，所以集群行为的主体要素必然涉及群体的概念。首先集群行为的群体是非正式的、无组织的群体，群体成员间存在着很大的结构差异性，但又因为某种特定的共同性或联系而集结在一起，这种情况与网民在网络中的存在状态几维一致。集群行为的主体更类似于一种“聚众”的状态，帕克认为，“聚众是压制其成员中出现的差异，并且是无批判地、感情化的、全体一致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对象上，容易受暗示影响是聚众的特性[7]。”因此，集群行为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从众、暗示、感染等心理要素，已及刺激、暗示、模仿等行为要素。本文将通过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来具体分析网络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集群行为，其参与者行为变量对参与人肉搜索可能性的影响。

舆论(Public Opinion)的系统研究起源于李普曼的《舆论学》。传统的舆论学研究对于舆论的准确定义并未达成一致，比如刘建明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8]；喻国明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9]。这也从一定的角度反映出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虽然关于什么是舆论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察角度和定义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对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的存在形式等三方面基本能够形成共识。

舆论主体的研究是舆论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也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舆论的功能具有实体性,但舆论的主体却是“非实体性”的。与集群行为的主体类似，舆论的主体必然是个群体，这个“非实体性”的群体在舆论调查中是集合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分散的；群体的构成是变动的,会随社会结构的变化、某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消失而不断重组；按照一定规则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群体与本来意义的自在公众也是有区别的[10]。也就是说，舆论的主体是不断变动的，不同议题的舆论主体是不同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舆论的主体与集群行为的主体是有区别的。集群行为的主体是帕克所说的一种“聚众”状态，而舆论的主体应该是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所说的“公众”，他们共同面临一个议题；他们对如何处理这个议题有争议；他们就议题之解决展开讨论，这种讨论是相对理性的,是舆论形成的核心[11]。

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在网络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中国网民群体的日益庞大，以及网络所具有的匿名性、互动性、分散的聚集性等特征，网络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网络舆论也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晴雨表。近几年中国网络舆论主体的研究多倾向于研究特定舆论事件中的舆论主体，而且更偏向于研究非理性舆论主体的引导和调控。刘正荣认为非理性网络舆论的主体“处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 即使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 也能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把自然的情绪宣泄成为本能的选择, 展示最深层面的‘本我’” [12]。在这种情况下，人肉搜索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舆论表达行为其参与主体的研究更具有意义。

从学术文献看，在“中国期刊网”按主题“人肉搜索”进行检索得到85篇相关文献；按关键词“人肉搜索”进行搜索仅仅得到6篇文献，研究的关注点多为道德、法律层面，比如《人民检察》在其2008年第21期中刊登署名为杨涛的文章《“人肉搜索”的罪与罚》，《消费导刊》在2008年第21期中刊登的署名为路小超的文章《从伦理道德视角解析“人肉搜索”现象》。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文献中，部分作者开始关注人肉搜索的机制、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比如，《东南传播》2008年第11期刊登署名为米莉的文章《网络“人肉搜索”的传播学分析》从虚拟与现实的角度谈人肉搜索，认为人肉搜索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但是在目前所有的文献当中，我们没有找到采用定量方式对人肉搜索主体进行探析的成果。

2009年刘迪等的《网络人肉搜索的舆论框架研究》[13]文章中，作者对网络人肉搜索的主体、客体及特征均有所涉及。在客体方面，作者总结了10个典型的人肉搜索事件，归纳出了娱乐恶搞类、社会公德类、婚姻道德类、民族情绪类四类常见的人肉搜索事件类型，并且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网友对典型人肉搜索事件关注的两大主要要素为社会公德要素和婚姻道德要素。在人肉搜索的特征方面具体表现为存在数量上的舆论***；随着时间的增长舆论的数量迅速增长；舆论产生快、结束快；每天的舆论波动过程呈明显的重合规律；网友普遍非理性等等。在人肉搜索的主体方面作者认为主体年龄集中在19到27岁，男性为主，人肉搜索群体平均收入水平不高，且高校学生居多。但鉴于样本总量有限，该文的主体研究很难进行较高层次的数据分析，同时关注点也多放在人肉搜索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变量上。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将以网络人肉搜索的主体研究为重点，进一步深入的挖掘网民的网龄、每天上网时间以及具体的网络使用行为对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设计

人肉搜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肉搜索指的是在网络上通过提出问题、寻求帮助等方式获取信息的过程，信息的来源非常广泛，既包括网友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信息，也包括网友根据自身的经验提供的帮助和回答，比如“新浪爱问”、“雅虎知识堂”等等。狭义的人肉搜索是指网友汇聚在特定的网络社区，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论战，并深入到各个层面寻找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并将其公布在网络上，试图影响事件主体现实生活的网络行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狭义的人肉搜索。

本文主要采用网上固定样组与电话访问CATI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调查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大连、青岛、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武汉、深圳、锦州、宝鸡、汉中、襄阳、东莞、绵阳、无锡、苏州、徐州、洛阳、开封等23个，共回收有效问卷5758份，总样本的年龄、性别与最近互联网的人口比例接近。

假设一：参与人肉搜索的人以23岁左右年轻人为主，收入不高，并且男性居多。

假设二：是否进行人肉搜索与网龄相关，刚开始接触网络的人容易参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使用经验的增加以及对各种规则的习得，进行人肉搜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是否进行人肉搜索与每天上网时间相关，每天上网时间越长，越容易参与人肉搜索。

假设三：是否进行人肉搜索与网民的网络使用行为相关。从网络参与行为来讲，在网络上爱说谎的人、经常参与网络口水战的人、在网络能更自由发表言论的人、在网络和现实中表现不一的人更容易参与人肉搜索；在发言目的来讲，网上发言为了展示自己、引起别人注意的人、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的人、网上发言是为了打发时间的人更容易进行人肉搜索；从参与的话题来讲，更愿意讨论陌生人的私人话题的人更容易进行人肉搜索。

本文主要使用SPSS软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选取“是否人肉搜索”作为因变量，将问卷中的“参与人肉搜索”（a22-9）的五级量表中“从不”重新编码为“0”变量，“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重新编码为“1”。自变量包括三类：人口统计变量六个，包括性别(x1)、年龄(x2)、婚姻状况(x4)、受教育程度(x5)、是否学生(x6的重新编码)、个人月收入(x7)；基本网络使用情况两个，包括网龄（x16的重新编码）和每天上网时间（x17）；与人肉搜索相关的行为变量八个，包括网上说谎的频度(a22-1)、参加网络口水战的频度(a22-4)、在网络上自由发言的程度（b2-1）在网络和现实中表现不一样的程度（b2-4）、上网是为了展示自己（c4-1）、上网是为了发泄情绪(c4-2)、上网是为了打发时间(c4-5)、更愿意讨论陌生人的私人话题(c7-5)。

三、分析与讨论

人肉搜索的主体指的是参与人肉搜索的人，本研究主要考察人肉搜索主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基本网络使用特征以及与人肉搜索相关的特殊行为等三部分,总模型如下：

表1 ：人肉搜索参与者Logistic回归模型

注：①  *代表显著性水平＜0.05    ** 代表显著性水平＜0.01   ***代表显著性水平＜ 0.001

②   Cox & Snell R square = 0.284

（1）年龄与婚姻状态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Logistic回归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人肉搜索参与者的年龄与婚姻状况分布对网民是否参与人肉搜索存在一定的影响，年龄的倒数、年龄平方的倒数、婚姻状况、婚姻状况乘以年龄的倒数、以及婚姻状况乘以年龄二次方的倒数这五项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如图一所示，参与人肉

搜索的网民年龄高峰在23岁到27岁，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都能达到15%。

图一： 年龄与婚姻状况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

已婚者和未婚者年龄在23岁到27岁处交汇，在这一阶段之间，未婚者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稍大于已婚者，而在这一阶段之前和之后，已婚者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均高于未婚者。整体上来讲，在15岁到27岁之间的未婚网民进行人肉搜索可能性处于上升时期，之后处于下降时期，而已婚者参与人肉搜索可能性始终处于下降阶段，且已婚者下降的速度较未婚者慢。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网民总体的年龄结构占***比重

图二  2007-2008年网民年龄结构对比 [14]

的是10岁到19岁年龄段，通过这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最可能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群体年龄稍大于占整体网民***比重的群体年龄。23岁到27岁年龄段的网民处于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型期，来自学业、就业、婚姻、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极易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心理因素，到这一不稳定因素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寻找一个途径来释放，以保持心理的平衡感。同时，这一部分人也具备一定的信息搜索能力，这可能是这一年龄段易参与人肉搜索的主体因素。

（2）性别因素的影响

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我们还可以看到性别因素也是影响网民是否参与人肉搜索的一个重要方面，显著性水平低于0.001。如图二所示，男性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达到14%，而女性仅为8%，男性高于女性6个百分点，比例为31：6，而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同期整体网民的性别比例21：19。

图三： 性别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

也就是说，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当中男性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人肉搜索这一群体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正好与此相呼应。本文作者在《网络人肉搜索的舆论框架研究》一文中对2007年发生于“天涯网”上的“3377”事件的全部原始文本——共13992帖子做了文本分析，结果发现，该事件随着时间的增长发帖数量迅速增长，舆论产生快、同时结束也很快，而且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网友出现比较普遍的非理性行为，比如骂人、给当时人打电话、给当事人工作单位打电话、到当事人居住地去声讨等等，这种普遍的“暴脾气”和男性的性格特征明显相对应。

（3）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月收入的影响

根据Logistic回归模型，我们并不能预测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对网民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概率，因此这两项的显著性水平均高于0.05。然后作者对数据进行交互分析后得到，曾经参与过人

表二：人肉搜索参与者与受教育程度交互分析表

肉搜索的网民当中，小学及以下学历为0人，初中学历为11人，高中、中专或中技学历为206人，大专学历为291人，大学本科学历为490人，硕士学历为73人，博士学历为6人。也就是说，大学本科学历获得者是占***比重的人肉搜索群体，占45.4%；大专排其次，占27%；高中排第三，占19%。

通过交互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个人月收入与参与人肉搜索群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四：人肉搜索参与者与个人月收入的交互分析

注：1=无收入，2=999元以下，3=1000-1999元，4=2000-2999元，5=3000-3999元，6=4000-4999元

7=5000-5999元，8=6000-6999元，9=7000-7999元，10=8000-8999，11=9000-9999元，12=10000元以上

参与人肉搜索群体中2000元收入段群体达到212人；无收入群体达到206人，其中164人为学生；1000元收入段群体达到181人；3000元收入段群体达到147人。整体上来讲，参与人肉搜索的群体个人月收入均低于4000元。

综合考量以上五项因素后发现，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多为男性，个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以本科及大专、中专学历为主。我们基本可以验证假设的是正确的。

（1）网龄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

根据Logistic回归模型，网龄的立方和网龄的四次方这两项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非常显著，并且具有很好的预测性，我们通过图五来进行验证假设二。在图五中我们可以看出，刚开始入网的网民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在14%左右，并且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当网龄达到10年以后，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会逐渐上升，而且上升的速度很快，网龄在15年以后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迅速升高。

图五：  网龄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

也就是说刚开始入网的网民由于对网络的认识不足，网络使用习惯还没有形成，处在一个对网络的磨合期，在这一阶段的网民很容易不知不觉的陷入到人肉搜索的漩涡中，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参与网络人肉搜索的网民多数都属于不自觉的行为。而当其逐渐熟悉了网络环境，逐渐了解网络世界的各种规则，逐渐适应了网络世界的“社会化”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便会逐渐降低。我们可以证实假设二的前半部分。

对于15年后参与人肉搜索可能性迅速增高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个时候的网民对网络环境已经非常熟悉，其参与人肉搜索应该是抱有目的的，而不是像前一阶段不自觉的卷入到人肉搜索的过程中。每一个网络事件背后都有一定的网络推手，他们对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他们可以被称为舆论***，而这些舆论***很可能就是网龄超过10年，对网络世界的运行规则非常熟悉的人。比如在“3377”事件的13992条帖子中，发帖低于10条的ID2109个；发帖总量为4847条，发帖超过10条的ID331个，发帖总量为9145条；发帖超过100条的ID只有12个，这12个ID不但发言次数多，且发言被其他网友引用次数也超过一般网友，12个ID总体被引用次数为500次，平均每个41.7次，而在其他ID中随机抽取12个，被引用总次数为117条，平均每个9.8条。

（2）每天上网时间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

根据Logistic回归模型，每天上网时间加一的倒数、每天上网时间开方的倒数、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每天上网时间加一的倒数乘以上网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和每天上网时间开放倒数乘以上网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这五项的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5，形成图六后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图六：  每天上网时间对人肉搜索的影响

每天上网时间对人肉搜索存在影响，但并不是像假设二所说的存在直线的正比关系，每天上网时间和上网是为了发泄情绪联合起作用影响网民的人肉搜索行为。对于总是上网发言以发泄情绪的网民来讲，其上网时间越长人肉搜索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但是增幅较缓。而对于网络发言并不总是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网民来讲，随着其上网时间的增加，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而且保持在10%的可能性左右。同时还可以发现，上网发言的目的越倾向于发泄情绪，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随着上网时间的增加，总是和经常以发泄为目的的网民要高出偶尔和从不以发泄为目的的网民大概10个百分点。部分验证了假设二的第二部分，同时验证了假设三的网络发言以发泄为目的的网民更有可能参与人肉搜索。

随着每天上网时间的增加，网民的疲惫程度增加，其参与某种活动的能力和耐心必然收到影响。人肉搜索需要网民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寻找当事人的相关信息，并且及时发布在网上，需要网民对同一事件的大量信息保持及时的关注，不断根据网友提供的新情况去进行下面的活动。这样一种费时费力的网络活动确实需要持久的动力来维持。对于上网并不是以发泄目的的网民来讲，他们很难对这一事件产生持久的兴趣和关注。而对于上网发言总是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网民来讲则不同，他们需要不断的刺激来保持对事件的关注，通过网络口水战、公布当事人相关信息等行为来发泄他们压抑的情绪，这是随着上网时间的增加，他们参与人肉搜索可能性依然升高的原因。

假设三是想通过网民具体的网络行为来预测其对人肉搜索可能性的影响，共包括8项内容。我们从Logistic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在网络上说谎的频次、参加网络口水战的频次、在网络中自由发言的程度、网络发言是为了展示自己引起别人注意、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网络发言是为了打发时间、讨论陌生人的私人话题的频度在现实和网络中表现不一的程度等8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说明这8个变量对人肉搜索均有影响。“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这个变量在上面已经被证实。剩余的7个变量中“网络发言是为了打发时间”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说明其与参与人肉搜索是负相关的关系，假设三中这一项被证伪。其余6项的回归系数是正数，说明其与参与人肉搜索是正相关的关系，假设中的这6项被证实。

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参加网络口水战的频次乘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言的程度、在网络上说谎的频次乘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言的程度和参加网络口水战的频次乘以上网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这三个相乘项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也有预测力。我们通过下面两图来解释：

图七：说谎频次、参加网络口水战频次与人肉搜索可能性关系图

（自由发言=5，发泄情绪=5）

由于“参加网络口水战的频次”变量与参与人肉搜索的系数为2.66，大于其它7个行为变量，我们可以认为参加网络口水战的人最有可能参与网络人肉搜索。图七控制了“在网络上自由发言的程度”变量和“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变量，假定网民能够自由的表达意见，假定网民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在这样的整体情况下，总是说谎的人并且总是参与网络口水战的情况下，其人肉搜索的可能性能达到50%，经常说谎、有时说谎、偶尔说谎和从不说谎四个变量在总是参与网络口水战的情况下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依次降低，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参与网络口水战的频次”变量对参与人肉搜索的影响最为直接，“在网络上说谎的频次”变量次之。

通过对比图七和图八，我们发现图七当中由于“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变量控制为“5”，随着网民参与网络口水战次数的增加，网民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呈现增长的态势。而图八当中“网络发言是为了发泄情绪”变量控制为“1”，随着网民参与网络口水战次数的增加，网民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图八：说谎频次、参加网络口水战频次与人肉搜索可能性关系图

（自由发言=5，发泄情绪=1）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从网络行为来讲，经常参与网络口水战的人最容易参与人肉搜索，经常在网络上说谎的人次之，在网络中能更自由发表言论、发言是为了展示自己、吸引别人注意、发泄情绪的人也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呈现正相关，爱讨论陌生人私人话题的人也较容易参与人肉搜索。但是网络发言是为了打发时间的人比较不容易进行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行为，上网打发时间的人可能只是浏览者，而不是事件推动者。

四、结论与再讨论

通过上述我们基本验证了三个假设。

首先，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多为男性，个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以本科及大专、中专学历为主。

其次，刚开始入网的网民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在14%左右，并且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当网龄达到10年以后，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会逐渐上升，网龄在15年以后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迅速升高；对于上网发言总是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网民来讲，其上网时间越长人肉搜索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但是增幅较缓。而对于网络发言并不总是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网民来讲，随着其上网时间的增加，其参与人肉搜索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而且保持在10%的可能性左右。

再次，经常参与网络口水战的人、经常在网络上说谎的人次、在网络中能更自由发表言论、发言是为了展示自己、吸引别人注意、发泄情绪的人、爱讨论陌生人私人话题的人较容易参与人肉搜索。但是网络发言是为了打发时间的人比较不容易尽行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网络行为，要维持下去需要网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普通以打发时间、浏览信息、沟通交流为目的网民来讲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真正进行人肉搜索的人或带有一定的目的，或属于发泄情绪。而且人肉搜索这个典型的网络集群过程表现出了很大的非理性因素，情绪性、狂热性、失范性等集群行为所具有的特征都属于典型的年轻、新入网的网民的行为方式。网络人肉搜索过程中信息的真假性难以辨认，网民间通过大量的相互暗示、感染、刺激和模仿，经常对于同一个信息存在各种说法，这恰恰符合经常在网络上说谎，经常参与网络口水战的网络行为。

End.